修身治教 以行大道

“上岸”

　　2010年，我博士毕业后选择留在母校执教，从学生变成了老师。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走进教室，是毕业那年夏天的期末考试。我担任一个考场的主考官，抵达考场时时间还早，只有三四个学生在复习备考。也许是对自己老师的身份还没有完全适应，也许是不想为备考的学生制造紧张气氛，我没有径直走向讲台，而是抱着试卷袋悄悄坐到了教室第一排的角落里。慢慢地，教室里的人多了起来，参加考试的学生陆陆续续走了进来，看得出来大多数学生还是有临考前的一些惴惴不安，有学生一遍遍地翻阅、背诵复习资料，有学生慌慌张张做着考前准备，还有学生一边翻书一边食不知味地往嘴里塞着早餐。当然，也有心态较好的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是调侃昨天昼夜温习的辛苦，或是议论考试结束后去哪里大吃一顿……整个考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也许这就是一种顺利“上岸”的感觉吧。

　　这时，有位学生注意到了我，他走过来笑嘻嘻地问我：“你不是我们班的吧?”我哑然失笑，他肯定认为我是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学生了。我存心逗一下他说：“是啊，我不是你们班的，至于我为什么来这里，你很快就知道了。”他显然被我的回答搞得有点懵，不过他没有细究，仍然和我闲聊，继续问我是哪个学院的，考试准备得怎么样等，我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他准备好了没，“差不多吧。”他挠了挠头说。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学生看到我走上讲台拆开试卷袋时惊讶且略显尴尬的表情。也许这件事他会记很久，也可能会给他带来一点困扰，不过显然我的记忆保留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虽然我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几岁，但我已不再是一名学生了，我已经是老师了。

　　也是从那一刻，我开始思考，我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老师?

　　2019年教师节，作者(中)和学生在一起

站稳

　　师者，为人师范。那何为“师范”?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这两方面来讲，我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有两个基本要求：

　　一个基本要求是“学高”，即有扎实学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正式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前，我完整地经过了基础教育、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如果加上作为师资博士后在流动站工作的两年时间，我总共经过了23年“寒窗苦读”才正式站上讲台。虽说不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在专业领域也算有一技之长。从授业解惑的角度来说，倘若我们不能在所教授的领域有过人之处，为人师必误人子弟。然而，是否出类拔萃者皆可为师?好老师的标准是不是就是杰出人才?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标准。

　　另一个基本要求是“身正”，即从品行上严格要求自己。老师不能仅仅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应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与之相对应的，整个社会对老师的要求也非常高。这让很多刚入职的老师感到压力，我们是不是该用社会道德模范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实不然，老师也是普通人，只是站上讲台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因此，教书育人，无论所教科目为何，一则必得统揽世界大势，通晓民族大义，有担当有正气;二则需要洞察世事人情，常怀仁爱之心，有格局有品位。我认为，如果符合这两个要求，就应当能够站得稳三尺讲台，称得上一名合格的老师了。

师道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呢?简言之，修身治教行其大道。

　　曾经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说，他能把我所教授科目的教材全文背诵下来。我听了颇感惊讶，在这一点上，无疑他是胜于我的。那我作为他的老师，究竟胜于他哪里呢?很快，我就释然了，我想我胜在不仅对于教材内容熟稔于心，还能够通过自己所知所学超越教材。作为大学老师，我们在更多时候教给学生的不是细节，而是通过向学生传递我们学习过程中的个人特质和体验，帮助他们学会如何敏锐地发现问题，如何科学客观地分析问题，以及如何利用所知所学去解决问题。当然，学生时代所学内容毕竟受限于时空，从教过程中并不能一劳永逸。因此，从踏上讲台那一刻起，“修身”第一要务就是不断地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和范围远远超过我们读书时所修的专业科目。通过不断学习并融会贯通，我们才能在授课过程中游刃有余，既能讲清楚整个学科知识架构和不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联，也能结合学科发展前沿动态拓展学生知识边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不仅如此，为人师，还要对讲台有敬畏之心，人生须有大格局。记得在一堂答疑课上，有个学生走到我跟前悄悄问我：“老师，你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你对这个工资满意吗?”当时我的薪资并不高，按时薪来算，每节课的课酬还比不上给我家装修的工人。有时和同事一起闲聊时也会有抱怨，毕竟作为一名“青椒”，生活压力还是有的。但是，我绝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学生。其实冷静下来思考就会发现，教师作为经验型的行业，薪酬前期增长相对缓慢，但会随着能力、资历和职称等方面的提升而不断上涨，只是初入职时正是捉襟见肘之际。彼时，我们所知所感虽是真实的，但并不客观。作为一名普通老师，虽谈不上不食人间烟火，但也不能时时以一己之利为念，斤斤计较。“修身”当有大格局，如果我们每言必计利，那培养出一批精致利己主义的学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技能，还传递思想信念以延续文明血脉。不再是青葱岁月、懵懂少年的我们，渐渐开始羞于表达理想，不再热血沸腾地讲信仰。但是，理想信念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将这种信念和责任感传递给学生，也是我们每个老师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传递这种信念和责任感?以何治教?这显然是需要方法的。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人讲出来说服力也是有差异的。讲述别人的故事即使声情并茂，也会缺乏亲历者的那种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我在授课时常常会思考如何在宏大叙事下适时“代入”自己亲历的微小故事，在课堂上寻找与学生的共鸣点。比如讲到中国制度优越性时，我会尽力用史实和数据来佐证理论，同时我也非常愿意讲述自己家族几代女性的命运，讲述自己成长求学的经历或海外访学的所见所闻，以个人体验寻找和学生的情感相通点。“亲其师”方能“信其道”，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有时可能就是一个眼神的交流、一种思想的共鸣，却远比语言本身更有力量。

留白

　　青年学子最富有朝气，有求知欲，有好奇心，但也不可否认不少人心性未定，难以沉下心来做学问，易生出惫懒之心。在刚开始教学的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很有挫败感。刚入职时，我为每堂课都准备了150%的讲授内容，以100%的精神走上讲台，声情并茂、口若悬河地讲上两三个小时，唯恐漏掉一丁点重要内容。事实上，我发现总有少数学生表现出我无法理解的冷漠与无视，或戴着耳机听歌的，或拿出手机刷视频、玩游戏的，甚至呼呼大睡的。疾言厉色还是痛心疾首?慢慢地，我意识到，我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他们刚刚经历10多年的基础教育，快速积累了大量的准确知识，已经对这种知识填鸭的“精选模式”麻木了。现在无论向他们灌输的细节多么准确，在以后生活中他们遇到这些细节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其实他们也在困惑，这些知识除了应付考试还有其他用处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更多时候恰恰不是细节，而是能应用于各种细节的原理，以及能将原理融会贯通、随心所欲化为己用的能力。想通了这一点，我渐渐学会了为课堂留白，每堂课只讲授80%的内容，剩下的时间给自己留白，也给学生留白。

　　在这个留白的空间里，我要表现的不是无所不知，而是作为一个无知的人与学生一起探索。比如，我在给外语学院学生授课时，会围绕现实热点或新闻热点，请他们去跟踪外媒舆论，在课上分析外媒的评论是否客观公正，分析我们正面临什么样的国际舆论场，分析应如何逐步建构话语权以应对这些挑战。再比如，给水利水电工程学院学生上课时，我会讲“李约瑟难题”，请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分析中国古代在领域内的杰出贡献，让他们进一步思考现代中国在该领域有哪些贡献，在未来会有哪些发展。我想，这时我的角色是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更多时候仅仅是赋予他们用自己所知所学去解决现实问题的力量就足够了。

　　如今，我已有超过10年的任教经历了，每次步入教室，已经没有学生把我错当成同学了。我终将不再年轻，已经从里到外由学生完全蜕变成一名教师。然而，在追求卓越教师的道路上，我仍需砥砺前行。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许我们不能皆成为大师，然既入得此门，就必须恪守为人师表之基本准则，修身为本，治教有方，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标准自勉，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成为一位带领学生“行大道”的 “大先生”。(作者 陈慧女 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先后赴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和美国丹佛大学访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9期)

　　作者：陈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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