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贵阳， 一路文脉在城东

　　主编的话：长夏将尽，暑气渐消，然而，在新学期早秋的微凉中，夏天的气息可能尚未完全隐循，一个热烈的夏也许仍然存留于你的记忆之中。本期对暑假文化生活的书写，或可算是一份作别夏日的礼物吧。

　　在老贵阳城的云岩区，从最中心的大十字一路往东，是一条文教昌盛的文脉，静静地流淌了数百年，涓涓不息。

　　贵阳市老城区中心以东的省府路上有一条石板街，街面是用厚实的青石块铺就。文献记载，1927年，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周西成从广西买了一辆小汽车，拆散后人背马驮运到贵阳，没有路可以开车，就拆掉了贵阳东门一段城墙的青石，从省政府到其官邸铺了一条数百米的公路来开这辆车。经百年的沧桑巨变，这条石板街被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把青石块打磨得油光水滑，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历史上曾赫赫有名的贵山书院就在这条街上，不过如今未留任何遗迹。贵山书院在老贵阳人口中的地名叫“六座碑”，前些年，省府路上一座老房子被拆后，露出了5块碑石，其中有落款“大清乾隆二十有五年”的《重修王阳明先生暨田卫二公祠碑记》及“同治八年”《重修三书院记》，还有记录捐资书院的功德碑，实证了这里就是贵山书院旧址。虽然书院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烟里，但如今周边贵阳二中、贵阳十九中、省府路小学依然是享誉黔中的名校，延续着数百年薪火不绝的文脉，也印证了这块厚植文化基因的沃土弦歌不辍。

　　贵山书院可以说是贵阳数百年文昌之基石，教育之源泉，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巡抚王杏应黔籍王门弟子之请，在贵阳城东修建阳明书院。阳明书院的设立，开启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先河，曾在书院求学的王门弟子蒋信、徐樾、胡尧时等先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长官、修院讲学，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在黔中大地得以传承弘扬。阳明书院设立后，黔中各地大办书院，造就了明清两代贵州教育“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骄人成绩，被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阳明书院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贵州巡抚曹申吉在旧址重建，置书招生肄习。雍正十一年(1733年)，扩建成省会书院，始改名“贵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贵州大学堂(今天贵州大学前身之一)。

　　清代贵山书院在历任地方官重视下不断扩建和重修，规制齐备，藏书众多，名家辈出，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书院之一。出任贵山书院“山长”的都是享誉黔中的名学硕儒，乾隆年间就有著名的“贵山三先生”(陈法、艾茂和张甄陶)。陈法，贵州安平卫(今平坝区)人，清代知名学者和水利专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等。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著有《河干问答》一书，对后世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有重要参考价值。乾隆十年(1745年)，河道总督白钟山被弹劾，陈法为其辩解，被革职发配新疆，以四峰骆驼负书万卷而至，日夜诵读不辍。后遇赦归里，潜心治学，无意仕进，遂主讲贵山书院二十余年，捐多年之束修作为书院公费，大力购置善本图书，又积极改革书院弊端，整饬学风，申明学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作《敬和堂文集》二十篇、《明辨录》一卷，作为贵山书院的教材之一。另著有专著《易笺》《醒心录》《内心斋诗稿》《犹存集》等多种。张甄陶，福建福清人，受业于桐城古文派领袖方苞，遍览百家之书，旁搜博采，熟读《永乐大典》三万卷。乾隆十年(1745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广东五邑县，增建书院，颇有政声。改云南昆明知县，因不得上官赏识而免。主讲昆明五华书院五年;后至贵州，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卓有成效”，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晚以病归闽。艾茂，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曾主讲贵阳贵山书院九年，自编《贵山四书集讲》《应制律诗》等书院教材，另有《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稿》《独山志》等著作多种。艾茂培养了很多饱学之士，以编撰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遵义府志》的“西南巨儒”莫友芝最为著名。鉴于“贵山三先生”对贵州文化教育的重大贡献，贵州学子将他们与王阳明合祀于贵山书院。后来又将“贵山三先生”移往贵阳扶风山阳明祠旁的尹道真祠，王阳明与“贵山三先生”继续受到黔中后学的崇拜和敬仰。

　　晚清很多贵阳籍官员辞官回乡后都曾在贵山书院讲学，曾担任礼部侍郎的贵州清镇人黄卓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休官回籍，曾主讲贵山书院到去世。晚清周之冕主讲书院时，生徒赵以炯光绪五年(1879年)参加殿试获第一甲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清朝废科举、兴学堂后，在贵山书院遗址先后设立过贵州大学堂、贵州高等学堂、简易师范学堂、矿业学堂等，可以说是贵州现代教育的发祥之地。

　　贵山书院旧址再往东有条君子巷，巷子里原来有座君子亭，虽然如今只剩下风化泛白的石条楹柱镶嵌在民房墙体间，但透过楹柱上“君子高风”“状元归来”的刻文，仍可遥想当年的历史文风。李宗昉《黔记》云:“省城外东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为阳明也。”乾隆《贵州通志》称:“旧有君子亭，今废。”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巡抚许兆椿将亭修复，并题一联云:“傍郭临池，坐揽烟波迟素月;浮香送馥，人来殿阁扇熏风。”君子亭前有池塘数亩，种有莲花。因为古时候称莲为君子之花，王阳明谪龙场曾撰《君子亭记》。此亭与东门外扶风山上的阳明祠遥遥相对，用“君子”旧名，于池中种莲，都是表示对王阳明德行和学问的景仰。罗文彬《香草园日记》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四月，缅甸国进大象，经过贵阳赴京，象宿于君子亭，倾城人士往观。赵以炯高中状元，名传神州，正值君子亭重修竣工，乡人李端棻(时任礼部尚书、北京大学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在京城撰联寄筑，刻于亭柱，以志盛事。联云:“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波清，君子高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满，状元及第正归来。”

　　君子亭再往东就是文昌阁了，文昌阁在老东门城墙上，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阁楼，在建筑界颇负盛名。建于明万历年间，数次毁于兵火后又重建，如今保存完好，是古时供奉文昌帝君的地方。文昌阁的两座门楣上镌刻着“文经”“武纬”，明清两代的贵阳读书人经常到这里拜文昌帝君，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自己金榜题名。

　　出了贵阳的东门，就是王阳明祠堂所在地扶风山，扶风山形似芙蓉，便称为“芙峰山”，后来以讹传讹，就成了扶风山，清代西南巨儒郑珍曾赞之为“插天一朵青芙蓉”。阳明祠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这是环境清幽、景色秀丽的扶风山风景区，祠内殿廊相接，林木葱茏，清幽宜人，诗文碑刻甚多，文物荟萃，引人注目。祠内现存有王阳明先生朝服线刻大像。祠内左右两壁还嵌有王阳明先生的《训士四条》和《论语四条》木刻。建祠以来，文人墨客吟唱题赞，佳作不乏。作为贵阳文化地标之一的阳明祠如今完整保存在贵阳东门外扶风山的苍苍古木之下，依然散发着数百年涓涓不息的文昌之气。

　　从省府路往东到阳明祠，一路都是老贵阳的城市烟火气，一路都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家谱。如今，这里正在打造贵阳文化街区，外地人来贵阳，在这条追寻城市文脉的路线走一走，也就走进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深处。

　　(作者卫功立系贵州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贵州省云岩区招生考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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