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家长亟待走出多重困境

　　家长教育焦虑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普遍问题。在“双减”政策发布之前，“家长陪学陪到心脏病发”“海淀妈妈VS顺义妈妈”等新闻总是引起现象级讨论，全社会对于“学生压力过重，急需减负”的呼声高度一致。应该说，“双减”政策力度之强绝对前所未有，然而在学校作业和校外培训都在为学生做减负的同时，家长的教育焦虑几乎没有减少，而且出现了比原来更为矛盾复杂、多元分化的趋势，家长似乎陷入了三大难以破解的困境。

　　既要快乐童年，又要明朗未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选择

　　“既希望孩子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又希望孩子能够学习好以赚得一份可以预期的明朗未来”，是当前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拧巴”心理，这样的两难困境让家庭产生巨大的时间冲突和心理冲突。家长们一方面忙着“鸡娃”，帮孩子们报语文班、数学班、英语班、体育班、艺术班，把放学时间和周末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以期获得学习成绩和文体特长的双丰收，甚至因疯抢KET、PET报考名额使得报名系统瘫痪，出现“北京1.2秒抢空、广州1.5秒抢空”等让全网哗然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看到孩子自主学习和休闲时间不足、睡眠不足、“眼睛里的光彩越来越少”时，内心又难免产生巨大的焦虑和自我怀疑。

　　家长所面临的，其实是他们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困境。“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理解人的价值需求时提出的关键概念。价值理性强调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符合当代青年家长的价值需求。当代家长大多是“70后”“80后”，他们自己体验着物质生活从匮乏到富足的发展，其价值关注点逐渐从物质领域向人性向度复归，因此他们的教育本心注重价值理性，希望“孩子过更快乐、更有意义的一生”。但是这一代家长也恰恰是对“教育改变命运”体验最深刻的一代人，他们或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教育红利、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阶层的跃迁，或看到“我同学上了大学，人家现在的生活层次跟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所以对于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最为强烈，对工具理性特别注重，这就导致了当前社会密集型教育行为和教育焦虑呈现高位趋势。

　　要想突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选择困境，首先就要克服教育中短视化和功利化倾向。短视化和功利化导致家长过于焦虑，就会用蛮力去强压、逼迫孩子过度学习，导致孩子产生厌学、抑郁等心理问题。然后要有目的、有反思地将工具性需求与价值性需求融合，在孩子每天的学习中做到“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孩子”，在追求学习成绩时，更多地关注成绩背后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坚韧人格的培养。

　　既嫌负担太重，又怕成绩下滑——信息茧房与教育内卷的双重压力

　　“双减”以后家长的忧虑出现了分化的特点：有些家长觉得学校减负不足，学生学业压力仍然过大，无法保证身心健康发展，比如对《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12岁儿子坠楼身亡，他希望：“双减”政策能真正落到实处》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双减’之后是作业更多了，孩子的负担更重了”“中高考制度都在，怎么减下来就怎么加上去”等评论获得了大量的点赞;但也有些家长害怕减负太过，害怕自己“鸡娃”不足，“我家孩子在机构学数学时特别喜欢，两眼放光，而现在学校数学远低于他的水平，取消这些培训班就是对孩子个性化学习机会的剥夺”“‘双减’我们自己减没有用，人家的孩子没减，回头几年下来比人家落一大截”。同时，有些家长希望减少频繁的考试评价，“一个学期大考、小考，没有考试也有各种形式的测验，孩子的压力不可能减下来”;但有些家长希望得到及时的反馈，“感觉以后中考是在拆盲盒，平时不考试不反馈成绩，中考将成为大型分流现场，等着傻眼吧”。

　　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两种对“双减”政策完全相反方向的观点，都在裹挟教育系统“双减”政策的实施行为和家长的教育行为。持每一种观点的人都会在网上发现与自己同感的人“特别多”，进而深信“大家都是这么感觉的”。这就是“信息茧房”效应。早在2006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就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指出，人们关注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这种信息窄化现象会不断加深教育焦虑，让有些家长大骂现在减负不到位，希望减负一减到底;而让另一些家长一边大骂别人“教育内卷”，一边怕自己“鸡娃”不足而努力给孩子寻找各种教育资源。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家长要想做好教育统合，就特别需要明白什么样的教育是合适的、完整的教育。合适的、完整的教育，提供的一定是知识的谱系，能够让每种水平的孩子在其中选取适合自己能力的内容，而不是只提供一条线、一个水平的知识。如果让所有孩子都学习同一水平的内容，学习平均水平的一模一样的知识，那对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家长不能强制教育体系按照自家孩子能力水平去设置教学内容，而要在现有的教育知识谱系中找准自家孩子的位置并选取适合的学习方法。如果简单要求继续加强减负，减到所有孩子都没有压力为止，或者简单要求恢复课外班教学以保留继续开展“鸡娃”大战的战场，不但教育焦虑不会停止，我国未来的人才培养也会出现困境。

　　既想尊重个性，又担心发展受限——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的转换困境

　　在教育理想上，家长希望孩子能够个性发展，希望尊重孩子的兴趣及能力需求，让孩子做他喜欢的事，从事他喜欢的行业。但在教育实践中，家长唯恐孩子在“职普分流”中被分流到职业教育中，担心孩子一辈子做技术性工作没法发展。这就使得“职普分流”政策难以见效，本来是要按能力和兴趣倾向来让学生进行主动选择，可在实行过程中却变成了按水平分层，绝大多数家庭只要孩子能读高中就决不读职高技校，使职高技校陷入“生源差导致学风差，学风差使得生源差”的恶性循环。因此，当“双减”政策与“职普分流”政策被媒体同时提及时，家长被激起了极大恐慌——“国家想要一半的孩子做工人，我只想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有钱人不会愁这些，穷人的孩子应该会被源源不断地送进工厂做工蚁”。

　　按照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人的兴趣分成不同的类型，职业也分成不同的类型，生涯发展最重要的是“人职匹配”。比如“现实型”兴趣的人喜欢与物品打交道，喜欢匠人精神，如果他们从事技术类工作则能够达成最大限度的“人职匹配”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很多有这种兴趣倾向类型的成年人，人到中年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从事专注的技术性工作，比如做饭、雕刻、园艺等。

　　但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家长在面临孩子的生涯选择时，仍然轻视“缺少学术含量”的技术性工作，希望孩子能够从事更“正式”的工作。甚至在有些孩子学习出现困难无法适应高中学业时，家长也仍然觉得孩子哪怕呆坐在教室里痛苦地读完高中也比去职高学技术强。

　　家长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脱节得如此严重，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及高水平的教育回报率有关，也与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学风差、生源差的现状有关。这不是单一的教育领域问题，而是综合的社会性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提高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力。当职业教育不再是孩子成绩差时的被动选择，而是孩子根据兴趣和能力倾向做的主动选择时，家长的教育焦虑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作者田宏杰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心理机制及干预研究”[项目编号20JYB02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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