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逆旅中的一束暖光
1919年5月3日，上海，细雨蒙蒙。刚刚来到中国第四天的杜威为千余青年演讲，不料次日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凭青春之名席卷华夏的民族自救，竟以“偶遇”的方式与他邂逅。我爱读这场“偶遇”，在《杜威家书》《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著作中，均能温暖地与之相照。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这场“偶遇”带着命运的投射与晕染，改变了杜威，也改变了中国。
我柳暗花明的教育人生，也因缘际会于“偶遇”——书中的杜威，跃然而出，欣然在侧。让一切都美好地自然生发。
“教育随时都是自己的报酬”
初读杜威，是2011年在王丽琴博士的引荐下，参加了阅读小组。捧起《民主主义与教育》，发现它如同一堵叹息之墙，巨硕、厚重、冷峻，拒绝轻佻或献媚的世俗骚扰。那时候，我正在带高三，兼着校团委的工作，披星戴月，任务繁重。相比于劳形之困，对机械训练的厌恶，对效率至上的竞逐，更叫人窒息。大旱望云霓，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渴望改变。但晦涩难懂的杜氏著作，每日浅尝辄止，内心颇多抗拒。恰其时，有关学校“可能拆并”的消息传来，一时人心惶惶，前景黯然。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突然听到一位老主任鼓气道：“大家不要多想，杜威说过，‘支配想象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黄金时代是在我们前面，不是在我们背后’。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一语惊醒梦中人。“杜威”的名字，明明熟悉，却又那么陌生。想起《道德经》中说“中士闻道，若存若亡”，自己之前就是这样的状态，将信未信，空有读书之形而已。实际上，走近名著并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自带的“学问结界”，如知识门槛、术语壁垒、文化隔阂等，阻退了许多人。但奇妙的是，柳暗花明的强心针，有时只是“偶得”的一句话而已。于是，再次翻读时，便有了由衷的敬意：“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完结了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向前发展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展望未来，而回顾过去的价值在于使我们可靠地、安全地和有成效地应付未来。”
从此，杜威的声音在夜晚的卧读中，一遍遍回荡。向前，向前，永远向前!可是，路在哪里?1896年，杜威打造了自己的实验学校，在建构“微型共同体”的理念下，他与一群或大或小的孩子“嬉闹”在一起。煎鸡蛋、修木凳、纺纱线，甚至合力搭起了木屋，不亦乐乎。这所学校虽只存在8年，却催生了伟大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每念至此，心潮澎湃。我渐渐萌发建构“师生共同体”的念头，并竭力尝试：在凌宗伟校长的支持下，办《心智家园报》，以心理健康为支点，为孩子们提供精神栖息之地;创校刊《今天第二》，以文化濡染之力，提倡“慢学习”“慢生活”，以抵抗效率主义。我召集语文组、历史组、生物组的青年教师，为孩子们编写故事、诗歌、谜语，以杜氏的温暖共情，书写个人的教育理解与实践。
美国学者斯普林格在总结西方的教育哲学时，喟叹每个人的脑袋中都装有一个禁锢思想的“轮子”。正是这个“轮子”定义着真善美、假丑恶，人们却浑然不觉，奉为圭臬。但杜威偏偏要将之打破，喊出“教育随时都是自己的报酬”。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他用个体的努力冲破旧俗的钳制，并鼓舞后来者。
阅读让我从中汲取智慧，建立起一个教育学的参照标准、养成了一种教育学的敏感。比如，对每一节课，均有观察与复盘，考虑得失;对每一次动态生成，均有“课感”，拿捏得当。我的教学设计，从接触杜威开始，就考虑整本书、整套学科体系的综合运用。近年流行的“整本书阅读”“大单元设计”等，其实并不新鲜。日拱一卒，改变自己，改变孩子。5年的流光岁月，终于让一所曾走在悬崖边上的学校，上下一气，迎来新生;在与杜威的“偶遇”中，渐渐活出了色彩。亲眼见证这一切的我，与有荣焉。
“教育的重心在于各门学科的文化”
专业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所。我自小喜爱文史哲，师范专业为地理。这门课的特点是文理兼具，时空并一。可以说，凡是地球上的事情，都可以用地理的眼光来看待之，研究之，笃行之。或许依旧是“偶遇”，作为哲学家的杜威，亦钟情于地理。凡到举例，常用地理为证。他深情地写道：“日光，风，溪流，商业，政治关系，它们从远处来，把思想引向远处去。追踪它们前进的路程，就是扩充心智。”
地理的内容，芜杂庞阔，无论师生，都难免陷入琐碎的日常拉锯中。我在“把思想引向远处”的求索中，慢慢悟出：需要找到一个核心，以统摄地理的自然性与人文性。另一方面，对高中生而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古训并不适用，“熟知却非真知”才是众生陷入困境的症结。
两大难题，交织缠绕，一时苦闷。杜威一直强调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我念兹在兹，始终得不到抓手。一日见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十六章写道，“教育的重心在于各门学科的文化”，恍然联想起“以文化人”不就是核心吗?地理的文化，几乎涵盖于中华文化。以典籍看，《山海经》《禹贡》《水经注》乃至《徐霞客游记》，无不承载了古代学者对山河大川、天象气候、地形地貌的描述，以及关于聚落、交通、民生的详细记录。另有汉字、诗词、地名、建筑等，天地壮美，闾巷至味，俱在其中。孩子们有了这些可感、可触、可验的“文化自觉”，岂不就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
这其中，汉字与地理的关联度极高。我的尝试由此开始。研究发现，汉字在形成之初，有七成为“象形字”(类似水平高超的简笔画)和“表意字”(通过图形组合，表达特定含义)。其具有“一字一图”的鲜明特点，而地理一向将“图”视为“第二语言”，培养读图、识图、解图的能力，在潜移默化的“说文解字”中即解决了。
以海洋地理中的“盐”字为例。繁体写作“鹽”，其中的“皿”代表煮盐的大盆或大锅，“卤”指“卤水”，即咸水，最常见的是海水，还有地下水、湖水等。“人”即艰苦煮盐、坚韧劳作的工人。“臣”代表大臣，引申为权力，暗示盐的开采、运输、销售，需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一个小小的“鹽”字，穿越了历史，不但记录了盐的制造工艺，还暗藏着国家治理、世俗经济的法则。方寸之间的想象、推理与共情，让地理的自然性与人文性融合。
汉字是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孩子倍感亲切。2015年，我的“汉字地理”课一经推出，就受到热捧，遂扩充为“苍穹天文”和“地脉万象”两个专题课程，共30节课，涉及98个汉字。最热闹时，连语文教师也前来“蹭课”。3年后，我又搬来唐诗宋词，从古诗解析的角度解构地理。譬如，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中解读季风，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诠释地形;一边吟诵“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一边在黑板上手绘喀斯特地貌。2021年秋天，原创读本《古诗词中的地理课》顺利出版，赢得了不少小读者的欢心。
杜威以为，地理是“教育的沉积物”，文化恰是其底层逻辑。一场文化与地理的美妙联姻，在极大拓宽学科边界的同时，也把德育、智育与美育合为一体，形成学科育人的一道亮丽风景。
“所有的学习都是行动的副产品”
陶行知是杜威最得意的中国弟子之一，其名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改编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原话：“所有的学习都是行动的副产品，所以教师要通过‘做’，促使学生思考，从而学得知识。”读杜氏越久，越期待走出理论，“从做中学”，将其植根于广阔天地中，补益现实，推动进步。
2019年恰逢杜威来华讲学一百周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一批学人，在全国多地设立“良师引领”项目，其中就包括“杜威班”“杜威学校”等教育实验基地。我获邀参与，起草相关材料，担当组织工作。是年9月，山西临汾一校举行“杜威班”开班仪式。面对数百名高三师生，我以“杜威的学习观”为题，介绍《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等书中的先进思想;次日又作《杜威班创建方案》的主题报告，从教材教辅、教学环境、教学方式、师资团队等维度，设计了“杜威班”的创建内容。
班级建立后，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从校长到班主任、科任教师，并不能完全读懂杜威。于是，开展跨学科、长周期、低门槛的主题阅读，成了重点。我在学校与区里推进阅读，与区图书馆、区广播电台等合作，现场演讲、录制音频节目，分章节、辨疑难、突重点，把杜威的主要作品推到有兴趣的青年教师眼前，果然获得不少“粉丝”，大家为能找到一本“为人生打底”的书而倍感庆幸。
阅读的激励，推动了“杜威班”的践行。学科实验、角色扮演、演讲辩论、户外运动……这些在传统高三中难以想象的“浪费时间”之举，渐渐被校长、师生悦纳。孩子们不再木讷，活泼而灵动，眼闪光，口含笑，胸怀志，青春的朝气洒满校园的角落。在杜威的温情下，高考不再是残酷的零和互搏，而变成善意的增量相惠;人人做最好的自己，事事做最妥的安排;他们朝着光明，永远向前。
“杜威班”的经验，让教育呈现出“柔软”的一面;而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回溯，则让我看到它“敦厚”的一面。“行以求知”的蔡元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改良社会”的蒋梦麟、“砥砺研究”的钱穆等20余位名家，一个个围绕杜威，或亲或疏，或紧或松，或明或暗，形成了特色化的中国实践与文化表达。数年间，我拜访了南通张謇纪念馆、南京陶行知墓、苏州叶圣陶母校、上海胡适故居等地。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历史的画卷正在眼前徐徐展开。回看历程，竟也啃读了50余本人物传记、代表作、地方教育史(志)。
这一寻访历程，不断加深着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个隔着半个地球的洋人，居然成了研究中国本土教育之人物、学校、遗迹的隐秘线索。东西方的文化合流，几经起落的时代骤变，透过暗黄的书卷与斑驳的院墙，倾诉着教育的真义。
读杜威，如饮一坛老酒，时愈久，香愈醇;如识一温润君子，交愈深，爱愈切。其人端坐于书中，外刚内柔，似冷实热，藏巧于拙。每一位有心参悟的读者，无不经过“知、行、意”的考验。但对我，杜威还有别样的意义：在人生逆旅的偶遇中，他投来一束暖光，照亮我晦暗的天空。我踯躅反复，磕磕绊绊地寻到一扇微启的窄门，穿过它，终抵浩瀚而光明的人生新境。
(作者邱磊系中国教育报2019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主编《“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等)
(正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