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的老师能走多远

　　多年来，每写就一文，我经常是先交给老同事徐先挺老师看看，他提出批评意见后我再进行修改。我如此看重他的意见，不仅是他有学问、有水平，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很真诚，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彻底否定。

　　近年来，随着我职务的变化，听到的表扬声很多，批评意见很少。荀子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从徐老师能指出我不足这一点，我要以他为师。

　　徐先挺老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乡镇学校调至无为中学，我们成了语文教研组的同事。他是一位诗人，年轻时曾在《诗歌报》《星星诗刊》等发表过许多作品，兴致一来，他会给我们朗诵自己的诗作。他考上大学了，漂亮的女朋友也追到了，于是骄傲地宣布：“在我的胸前，佩戴着两枚耀眼的勋章，这是考场和情场的馈赠。”他快要做父亲时，又幸福地“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位神秘的来客，等待一阵陌生的敲门声”，他的诗文采飞扬、情致动人，经常令我们拍案叫绝。

　　就是这样一位才子，在无为中学却出师不利，他对新的教学环境和教育对象还没有准备好，学生问他题目时，他经常答不出来。更严重的是，他不屑于做题，坚信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读书和写作，这当然正确，但高考不仅要考作文，还要考语文基础知识、阅读理解等。学生不会做题就拿不到分数，拿不到分数就上不了大学。因此，学生和家长对徐老师意见很大，学校决定不让他上课了，由我来上他的课。徐老师一气之下，收拾行李，准备回到乡下。

　　听到消息后，我赶紧跑到校领导那儿帮他求情。我说，论专业功底，我和徐老师相差甚远，徐老师的教学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学校应该允许这样的另类教师存在，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我言辞恳切，校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徐老师也留下了，自负的他愤愤不平。不过牢骚后，他也敢于面对现实，不断调整自己，加上他良好的悟性，那一年高考成绩让人喜出望外，学校领导对他赞赏有加，我们都为他高兴。

　　徐老师很有教育情怀，爱生如子，但班主任生涯却早早终止。他对学校的许多规定持抵触情绪，执着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一心要释放学生的天性，认为花季年华不谈一场恋爱是人生的遗憾，最后班上的授课教师都开始对他不满，纷纷指责他。

　　从正统的育人理念来看，徐老师确实有点出格，但他的才华和追求非常难得。他手不释卷，光读书笔记就写了几十万字;业余时间，他笔耕不辍，在专业报刊上发表颇有影响的教学论文、随笔几十篇;他爱好书法，十多年来，每天清晨五点即起床临帖，对书法教学颇有心得。这一切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在担任校长期间，每逢大型活动都要交给他一个诗朗诵的创作任务，徐老师根据校园里真实的人和事写出的诗歌感人肺腑，在师生中久久传诵。无为中学90周年校庆，他创作的《告诉未来》结尾几句是：“我，无为中学的一名学生，此刻，我站在校园的中心，东经117.4度，北纬31.2度，这是无中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位置，我抖落的文字、符号、公式精灵般化为一串串音符，未来，你听到了吗?一支昂扬的青春之歌正在唱响。”诗歌读起来荡气回肠，会场一片沸腾，全校师生的骄傲、热情、向往如阵阵热浪卷过来、涌过去。

　　文人清高居多，愤世嫉俗的也不少，但徐老师对人充满善意，特别能体谅领导的难处，学校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他总是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我们都很尊重他。但有一次我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一段时间，他不停地跟我说他到了更年期，要少上课。问他到底什么病，他又戏谑地说，此病与钱钟书《谈中国诗》一文高度吻合，含蓄、富于暗示性，大家听了只当成笑话。于是，我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待两位县直单位负责人，他又来说要减课的事，我仍然不答应，结果他大发雷霆，我也猛拍桌子。两位客人看得目瞪口呆。第二天，没等我找他理论，他先找上门来，请我原谅，同时正儿八经地劝告我：“当校长就是要受气的，千万别和老师计较。”

　　明代文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徐老师的童心和真性情，还有他的“癖”与“疵”，使我们成了多年的朋友。

　　离开无为中学后，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他谈起自己的精神状态，自诩像高三学生一样用功，说他现在的勤奋离不开我多年来给他的鼓励。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新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两次，让大家像我一样多读书、多写作。”谈笑间，他快乐得像一个孩子。

　　一个理想主义的老师能走多远?答案是很远很远，但还需要一些条件。一个校长能包容这样的老师，学校就多了一些生机和活力。一个人能赏识这样的同事，生活也添了许多色彩和情趣。

　　(作者刘 萍系安徽省无为县政协副主席、无为一中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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